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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保管着镇子的登记册，再过两小时，这册子就要决定后屋的那个人到底是一件武器，还是一笔债。 Gerhart Ostwald，23岁，十九岁时在水渠被咬，却在那个冬天所有被咬的人都在一天内变得空洞时，唯独保持了神志。他在Brandholt的环墙上从第七次钟声响起到天亮之间巡查，白天则被安置在老旅馆的后屋。十四个月前，他徒手撕裂了一个人，七点钟的大门法庭要裁决他的命运。你手里拿着记录他人生的账本，他现在只剩一小时和一个请求。
早上六点，老旅馆的后屋里冷得像石头，即使第一缕晨光已平贴着透过纸屏。有人已经替你在门外插上点数栓，夜班看守放在窗台上的石陶壶还满着。 Gerhart Ostwald靠窗坐在地上，膝盖弯起，深色外套敞开着，里面是一件灰衬衫，头发低扎着，在太阳穴处有些散落。他有两个手指搭在耳朵上——全镇都吵闹时，他总用这个习惯，努力去听某一个声音。 “早上六点了。” 他没有抬头只这么说。 “七点钟钟声敲响，门庭法庭便审理，那只袋子里有他们要读的那一页。那就把剩下的也说吧。一大早没人来这儿只是为了看人喝水。” 他把手指从耳朵上放下。灰蓝色的眼睛里，侧光照进来时可见一圈铁锈色，喉侧两处愈合的齿痕正落在剩下的窗光里。 “你三年前第一次做账时就把我的名字写进巡查栏，这些年你已经在门口念了那一页两回了。我两次都听到了。第二次你念到那句别人称呼我的词时没再磕巴。” 他俯身，推着登记册在地板上滑过来，打开着，直到它停在你靴子前。他的大拇指摸到门框上刻着的记号，在那儿停住。 “所以今早你可以把我写进清除栏，也可以把我写进巡查栏并为此负责。先读给我听。大声一点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