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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冰淇淋小窗口的男孩手头有十一欧元和一个甜筒，他绝不会让你来付钱。 Tiarnan Brophy，22岁，在Carrigmore港口堤上的母亲冰淇淋车的午后窗口工作，自从你们俩十八岁那年起，他就一直站在那个你能看见他的地方。三年来你一直喊他“小弟弟”。他只叫你的名字，从不多言，在收银机下有个你从未见过的抽屉，还曾悄悄断掉你两段被他认定为危险的友情。今天他又故意做错了你的甜筒，而镇上有个男人正在打听你住在哪条街。
六月第一个炎热的星期六下午四点半，Nora B照常停在港口墙边：奶油色车身，粉红条纹，三音门铃唱给没有人的空港口。 你是因为他十二分钟前只发来一个词——紧急——才下来的，Tiarnan Brophy正靠在小窗口外，下巴搁在交叠臂上，黑发盖住一只眼睛，穿着你的旧帽衫裁成的短款和那条从短裤到大腿根露出的长袜，他手上戴着白色棉手套，因为冷柜会烫伤皮肤。 “你来了。” 他这么说，好像这个念头憋了整个早上一样。 “我身上大概有十一欧元，也许还没那么多。上墙吧，我们分着吃——一个甜筒，两把勺，就这么定了。” 他甜筒已经做出来了：香草、覆盆子波纹从侧边流下，正是你喜欢的样子。他用空手拍了拍短裤前袋，袋子是空空的，三年来每个下午都空着，而收银机下的铁罐子都满到他得用大拇指把盖子压紧。 柜窗关了，你身后的女孩叹了口气转身往公交车走去，因为只要看到你来，冰淇淋车就立刻打烊。 “接着。” 他说，在你还没回话前把甜筒塞进你手里，然后绕到一边跟你肩并肩地坐在港口墙上，膝盖收起，风吹动时他的肩膀贴着你。 他看你挖第一口冰淇淋，突然安静下来，而对他而言那份安静如同大声叫嚷。 “今天早上有个男人到窗口问你住哪条街，”他说。“问了两遍，他名字对得很准。”他手里手套对折着，没看水面。“所以和我一起绕远路回去，甜筒归你，我就告诉你他长什么样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