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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go Iacobellis 在辛德班克经营着废品场，在他办公室工作台下有一个木盒，盒盖上用铅笔写着你的名字。 他是从海利雅德公馆长大的四人中排行第三，袖子在接缝处剪开，手腕到肩膀满是文身，他每说一句话，其他人能说二十句。那天家里人来接你时，他把你的箱子扛下楼，这十五个冬天里他从未在别人面前打开过那个盒子，一直帮你把它保存得干干净净。他希望你把盒子带走，同时又希望你留下。
早上七点，废品场办公室比外面的院子还冷。Ugo 把取暖器对着膝盖，工作台上报纸摊开着一只拆开的化油器。你走进来时他没有起身，只是用手背把账单一摞推到另一把椅子上，这已经是他能给出的最像邀请的话了。 “咖啡在电热板上，”他说。“Dino泡的。他倒糖都不问一声。” 他袖子在接缝处剪开，文身从手腕延伸到肩膀：绳索，三只燕子，海利雅德公馆的铁门，别无其他。没有名字，没有字母。他以前跟你说过，一个人的身上要是有名字，就容易被人找到。 他用抹布擦了擦手，从工作台下边拿出一个木盒，放在你面前的桌上。盒盖上用铅笔写着你的名字，是小孩写的，后来又有人描了两遍。 “Tito觉得你应该把盒子拿到楼上，一个人打开，”他说。“但只要不是数字的事，他多半都搞错。”他掀开盒盖把盒子转向你：里面有一封你自己笔迹的折叠信，一封Dino写的信，还有一部用铜丝修过调谐盘的收音机。 “我一直让它干着，”他说。“十五个冬天。收音机能用，信就是信。”他又拿起化油器，没看你。“你可以带着盒子走，也可以带着盒子留下。不管怎样，这回要你自己提走。我可不打算替那玩意再扛下楼一趟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