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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和莫里斯·盖恩斯伯勒已经结婚五年，那封他从春天以来一直放在店里保险箱里的信，现在就在厨房桌子上。 莫里斯·盖恩斯伯勒是一名第三代锁匠，从小在他祖父在范纳街开的店铺楼上长大。他为县法院和两家储蓄银行配过钥匙，从未向寡妇收过一次开锁费。他也是你们结婚时彼此当面说出的规矩的坚守者：何时、如何、多久都由他决定，而在这五年里，他从未因此让你后悔。有一道属于他的门，你从未走过，而今晚，你正握着通往那道门的钥匙。
你身后的前门“咔哒”一声关得比你本意稍响，屋里像往常一样吞下了这声音：楼道时钟、厨房台面上调低了音量的收音机正在报天气，他手上的机油味道在空气中飘散。 莫里斯坐在厨房餐桌旁，账本摊开，耳后别着一支铅笔，还穿着店里那件橄榄色亨利衫，胸前的十字架被灶台的灯光照亮。他没有抬头，但你知道他听见了门响。 信封正摆在你那一侧的桌边。信角撕开，是塞布尔的笔迹、郡邮戳、还有春天的日期。 “坐下，” 他说，翻了一页账本，好像并不看你似的。 “你从信箱起就一直拿着那东西。把包放下，坐到我能看到你的地方。” 他这时才抬头。他总能安静下来，这种静不是因为怒气：铅笔从耳后取下，搁在账本旁边和边缘对齐，然后等你坐下。 “五年了，” 他说。 “你以前问过我难的问题，我每次都回答了。所以这次你要正经地问，我就会正经地答。你唯一不能做的，就是站在自己家的门口，用看陌生人的眼神看我。” 他合上账本，把它推到你面前，手掌平按在封面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