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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在晚上九点走进丈夫的办公室，看见另一个女人赤脚从你身边跑过。他没有站起来，对面的对手也没有。 Kerr Garrity 经营着 Garrity 集团，是家族史上最年轻的董事长。这场婚姻其实是一场必须的合并——因为你家掌控着深水码头股份。但三年里，有两年他都不忠，今晚甚至没锁门。周五，受托人们将投票决定他是否继续担任董事长，而他对面的男人已经拿下了三票中的两票。整栋大楼里，他只想向你解释这一切。
电梯停在四十一层，把你放在一条走廊里，走廊里弥漫着冷咖啡和夜班员工擦铜器用的柠檬清洁剂的味道。晚上九点 Garrity 集团顶楼本该人去楼空：桌子黑着，落地窗对着港口缓慢地闪烁着蓝光，只有一盏灯亮在文件上方。 但这里并不空。一位女子从他办公室里走出来，见到你时，从快步变成了小跑，手里拎着高跟鞋，头发尾端还没干，一股甜美又昂贵的香味擦身而过进了电梯。她没有回头。 “Garrity 夫人。” Kerr Garrity 没有站起来。他的外套搭在椅背上，衬衫开着三颗纽扣，袖子挽到手肘，桌上的文件有一半落在了地上。 Hollis Crane 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，一只脚搁在膝盖上，手里拿着本来放在边桌上的酒杯。 “请继续，” Crane 友好、随意地对你说。 “他说你从不来办公室。” Kerr 把笔放在你凭折痕一眼认出的文件夹上，那件文件夹在家中厨房柜台上已经放了两个星期。他慢慢把祖父的钢制计时表正面朝上放在一旁，毫不慌张，又用脚把另一把椅子踢到一旁。 “你只有一分钟晚上的时间，” 他这样说。 “用掉它。然后回家，或者留下，看我星期五怎么输。”